提升新兴领域党建效能的空间机制探析
随着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商务楼宇、产业园区、网络平台等为代表的新兴领域已成为城市基层党建的重要阵地。与传统领域相比，新兴领域呈现出高流动性、去组织化、强资本属性等鲜明特征，这使传统依托行政单位、地域社区的党建模式面临“覆盖难、深入难、生效难”等现实困境。
实践表明，空间绝非党建活动开展的物理背景，而是形塑组织形态、影响治理效能的关键变量。新兴领域党建的有效性，从根本上有赖于能否实现政治逻辑、市场逻辑、社会逻辑之间的动态平衡。要达成此平衡，亟须超越将空间仅视为经济场域的传统视角，转而从政治、经济、社会融合的高度，对新兴领域进行主动的空间再造。因此，“把空间带回党建”不仅是工作方法的创新，更是党建理论的深化。它要求我们聚焦空间单元的重构、组织形态的革新与空间属性的重塑，通过空间机制，系统破解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最终实现组织从“有形”向“有效”的深刻转变。
空间：重构新兴领域党建的逻辑起点
新兴领域党建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课题，其效能直接关系党的执政根基巩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强调“扩大新兴领域党建有效覆盖”。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指出“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这充分表明，新兴领域已成为影响政治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变量，其党建工作的开展具有强大的政策势能。然而，相较于以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或行政区域为主的传统党建格局，新兴领域呈现出“低政治性、高职业性、高开放性、高流动性”的鲜明特征。这些空间属性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传统的单位党建或社区党建模式，使其面临着“全时流动”且无行政指导的挑战。因此，“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何以有效”成为关乎其生命力的重要命题。在此背景下，“把空间带回党建”不仅是一个实践口号，更是一项深刻的理论自觉与方法论革新，旨在回应流动化、碎片化的城市社会常态，将空间从单纯的物理背景提升为理解与注重党建效能的分析维度。
当前，空间日益成为流动社会中链接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基于空间视角，探索性地提出“把空间带回党建”，旨在构建一个适用于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的分析框架。空间在此并非仅指物理场所，而是融合经济属性、社会关系与政治策略的复合场域，是形塑组织形态、影响党建效能的关键变量。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的有效性，要求党的工作必须超越单纯的组织覆盖，转向对空间本身的战略性介入与系统性再造。
“把空间带回党建”，强调从空间维度重构党建单元、组织形态与功能实现的路径。具体而言，它聚焦于三个机制：其一，空间结构化机制，即通过研判空间的物理、经济、社会与政治结构，锁定关键场域，因地制宜地界定党建工作的基本单元，明确责任主体与组织边界，为党建工作提供清晰的空间锚点。其二，空间再组织化机制，旨在应对新兴领域固有的分散性与流动性，通过“他组织”与“自组织”的叠加，将区域内零散的党组织与流动党员重新整合，构建起跨组织边界、具有韧性的党组织，重塑空间内的组织秩序。其三，空间社会化机制，其目标是破解新兴领域社会关系稀薄的困境，通过培育再造社区身份、强化党员与空间的双重认同，将纯粹的经济空间转化为富有社会黏性与政治认同的“共同体”，为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空间结构化：锁定有效的党建单元
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的有效性高度依赖党建单元的科学划定，而党建单元的确定在本质上是一个空间结构化过程。空间结构化是指党委政府依据新兴领域的物理、经济、社会及政治等多维空间属性，识别关键场域、界定组织边界、下沉治理资源，从而确立稳定且有效的党建责任单元的过程。这一过程直接决定了党建工作的针对性和组织体系的稳固性。其中，物理空间提供载体稳定性，经济空间注入发展动能，社会空间培育认同基础，政治空间赋予组织权威。四维空间结构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党建单元的识别与构建；反之则需通过跨单元整合等方式弥补结构弱项。因此，党委政府应系统研判各类新兴领域的空间特质，科学界定党建单元，实现党建工作与空间结构的高度耦合，提升党建在新兴领域的引领力。
物理空间是党建单元构建的物质基础。在新兴领域中，物理空间不仅指场所的实体存在，更突出其稳定性、可达性与品质。一般而言，产权结构清晰、空间集聚度高、设施完备的物理空间，如高品质园区、稳定经营的平台站点或现代化楼宇，更易于形成组织生态，为党组织提供稳定的活动场域和党员集聚条件。相反，高度分散、流动性强或物理环境衰败的空间，则需通过“区域整合”或“行业聚类”等方式重构党建单元，以克服空间碎片化带来的组织整合困境。
经济空间是党建单元形成的内在动力。经济空间的结构特征体现在产业集聚度、资本密度、税收贡献和就业规模等方面。经济活跃度高、要素流动频繁、产业集群特征明显的科技园区、金融集聚区或平台经济枢纽，因其资源富集、组织化需求显著，更易被识别为重点党建单元，通过链接产业服务等方式，将经济空间优势转化为党建效能，推动党建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
社会空间是党建单元获得认同的关系网络。社会空间由行动主体间的制度化关系、社会资本与身份认同构成。在新兴领域中，社会空间表现为职业群体的交往频度、共同体意识的强弱以及社会组织的活跃程度。例如，技术社区的协作传统、平台从业者的互助网络、高端人才群体的身份认同等，均可成为党建社会化的基础。党建单元若能与既有的社会网络相叠合，将显著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动员能力。
政治空间是党建单元获得权威与资源的保障。政治空间反映的是政党权力与治理资源在新兴领域中的嵌入程度，具体表现为党组织的覆盖密度、政治吸纳的广度、资源下沉的深度以及跨部门协同的效能。通过建立条块结合的责任体系、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吸纳关键主体进入“两代表一委员”、推动“红色物业”等机制，党委政府主动将政治力量嵌入新兴领域，强化空间的政治属性，为党建单元提供制度保障和资源支持。
空间再组织化：构建有韧性的党组织模式
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的挑战在于如何在高流动性、低结构化的环境中建立稳定有效的组织模式。新兴领域呈现出“去单位化”“去地域化”的特征，因此，新兴领域有效的党组织模式，需要组织建设突破单位边界，实现空间再组织化。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在识别稳定性纽带的基础上，以特定空间或组织为载体，通过开放式结构设计和政治整合机制，构建一个兼具灵活性、韧性与政治功能的网络化组织形态。其成功不在于结构的刚性，而在于其适应能力和制度嵌入性。
在组织载体上，以识别关键锚点主体为依托，筑牢空间再组织化的稳定性基础。这些主体因其资源控制力、组织稳定性或政治可靠性，能够为党组织提供持续的组织支撑和资源输送。一般而言，可归纳为三类依托模式：其一，平台主导型，在平台经济、数字媒介等领域，运营方掌握技术架构与数据资源，具备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可作为党组织建设的枢纽；其二，龙头企业牵头型，在产业园区、产业链集群中，龙头企业具有行业号召力和资源整合力，能够辐射带动中小微企业建立联合党组织；其三，物业或服务支撑型，在空间物理管理权集中的场域（如园区、楼宇），物业机构或运营管理方因日常服务而与入驻组织建立稳定联系，可成为党组织嵌入的物理节点。这三类模式共同体现出以资源控制力和组织稳定性为基准选择组织依托的共性逻辑。依托主体的稳定性越高，党组织模式的韧性越强。
在组织设置上，以加强韧性结构为方向，提升党组织对异质流动环境的适应性。其组织形态具有三个典型特征：一是跨越边界的成员构成，打破单位、行业和行政层级限制，实行“一方隶属、多方参与”，广泛吸纳区域内不同隶属关系的党员；二是协同机制，建立联席会议、共建委员会等平台，通过协商方式实现资源整合与行动协调，党组织在其中扮演组织者、协调者角色；三是弹性化的组织设置，党组织规模、活动频率和功能重点可根据空间内党员流动性和业务周期动态调整，体现“因时而动、因势而变”的灵活性。
在组织机制上，以强化政治整合与制度赋能为保障，增强组织功能的政治属性与可持续性。单纯依靠经济主体或市场力量仍不足以维持组织的政治功能和长期稳定。因而应对这一问题的具体策略包括：推动党组织班子成员与管理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强化党组织在新兴领域运行中的组织基础；嵌入党建工作指导员、选派第一书记等机制，搭建党组织与市场组织的沟通桥梁；建立“党建带群建”一体化推进机制，通过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拓宽联系群众的渠道，增强组织的社会根基。这些措施相互作用，将外在的政治引导转化为内在的组织韧性，使党组织不仅“建得起”，更能“稳得住”“转得灵”。
空间社会化：形塑有效的党建共同体
新兴领域党建的功能有效性，不仅取决于组织覆盖的广度与结构韧性，更在于能否通过空间社会化机制，将高度经济化、个体化的流动空间转化为具有政治认同与社会凝聚力的共同体。空间社会化的重点在于：使党组织的功能发挥从外在的“组织植入”转化为内在的“共识凝聚”与“共同体生成”。这一过程以识别和回应共同利益为起点，以专业队伍为维系纽带，以公共空间为互动载体，最终实现空间的经济、社会、政治融合发展。由此，党组织才能真正成为凝聚群众、引领治理、巩固执政的有效力量。
以精准服务与塑造认同为主线，激活空间内生的交往动力。党组织必须超越传统的宣传模式，敏锐识别并回应空间内各类主体的真实需求与利益关切。通过政策对接、法律咨询、技能培训、搭建平台等方式提供精准化、集成化的服务，将党的政治资源转化为可感知的社会资源，在满足实用需求的过程中逐步构建价值共识与利益认同。这种“服务―认同―参与”的转化机制，是激发党员群众内生性互动的基础，使党建工作真正嵌入职业群体的日常生活与实践逻辑。
培养专业化的党务工作者队伍，维护空间社会关系。在新兴领域高度流动和去行政化的环境中，兼职化、业余化的党务工作难以保障组织的持续运行和关系的长期维护。必须培育一支职业化的党务工作者队伍，通过社会化招聘、专业培训与制度赋能，使其成为党组织在空间中的“人格化代表”，承担需求响应、关系协调、资源链接和活动组织的功能。他们是政党与社会的“纽带”，通过持续的社会互动建立信任，从而维系组织活力与空间黏性。
打造开放共享的党群服务空间，培育集体互动与公共意识。物理空间的结构形态深刻影响社会交往与社会意识的形成。新兴领域多为市场化、私有化的空间单元，缺乏公共交往的场域。党组织须通过建设多功能、开放式的党群服务中心（站），打破空间隔离，提供物质载体，使各类主体能够聚集、互动、协商，进而培育公共精神与共同体意识。这一空间既是提供服务的实践平台，也是承载红色文化、传播政党符号的价值空间，从而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结论与思考
“把空间带回党建”，引入了空间维度作为分析变量，为理解政党、市场与社会在新型城镇化、流动化与数字化背景下的复杂互动提供了新视角。该框架旨在揭示党建效能不仅取决于组织设置或制度安排，更深度嵌入空间的经济属性、社会关系与政治建构中，推动党建理论从“组织论”向“空间——组织互动论”的范式演进。在实践层面试图为破解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提供系统化路径。空间结构化、空间再组织化、空间社会化三重机制，分别从单元界定、组织构建与功能实现三个维度，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与新兴领域的空间特性、社会逻辑相结合，实现了从行政化覆盖到适应性调整的转变。提升新兴领域党建的有效性，要超越“就党建抓党建”的局限，通过识别关键空间、依托稳定性纽带、培育共同体意识，使党建工作真正融入治理结构、响应群体需求、引领空间发展，最终实现政治逻辑、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动态平衡与有机统一。
未来研究仍需加强对网络社会、平台经济、虚拟社群等新兴空间形态的深入调研，这些空间具有去地域化、算法主导、关系虚拟等新特征，对传统基于物理空间的党建模式提出全新挑战，亟须理论创新与方法突破。同时，探索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如何赋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如何利用大数据精准识别党建单元、利用线上平台拓展组织形态、利用智慧服务提升党建效能，从而构建“线上线下一体、数字智慧驱动”的多模态空间融合党建模式。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数智党建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责编：闫涵 签发：王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