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就业群体与城市“双向奔赴”的治理意涵

随着平台经济迅速发展，新就业群体的劳动轨迹已深度嵌入城市空间的毛细血管，成为维系市民生活正常运转的重要力量。基于日常劳动与社区互动，新就业群体身上逐渐沉淀出一种独特的职业公共性，比如作为“移动探头”的治理优势。如果这一优势能在庞大的新就业群体中形成规模效应，那么由此带来的城市治理效能提升，将成为平台经济时代的重要社会福祉。从“城市过客”转变为“治理参与者”，体现了新就业群体与城市的“双向奔赴”，生动诠释了一种融合的“共建共治共享”新实践。

“双向奔赴”意味着新就业群体与城市形成了正向的社会交换关系，服务与治理形成了有机转化关系。做好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保护和关爱服务工作，可以增强新就业群体的职业认同感，让这一群体感受到政策温情和社会温暖，激发新就业群体产生互惠性的回报预期。关爱服务不只停留在福利供给层面，而是要带动新就业群体以实质性的治理行动回馈社会，让他们成为城市社会建设的参与者。一方面，推动物业服务企业修订小区管理规约，帮助新就业群体妥善解决“进门难、停车难、充电难、找楼难”等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党组织与骑手党支部等开展结对共建，鼓励骑手参与基层治理和志愿服务。这一举动便是在服务端和治理端之间架起桥梁，致力于实现服务质量与治理效能的双向提升。

由于政府、行业协会商会、企业、社区等主体的多方协同，促进新就业群体有序融入社会治理方面有了显著变化。

首先，对于新就业群体的组织化吸纳，已逐步迈向赋权增能与角色重塑的新阶段。以党组织为引领，借助平台企业、站点网点，成立志愿服务队、食品安全监督队及兼职网格员队伍等，推动新就业群体从分散个体到引导参与治理的转化，成为有身份、有职责、有归属感的治理参与者。这种转化利用了这一群体的职业优势，有效组织并激活了他们的劳动特性。作为社区空间的高频流动者，他们对小区楼栋、街巷角落及人流车流高度熟悉，弥补了城市社区治理的漏洞和盲区。当然，除了基层治理，未来还要进一步健全新就业群体与行业协会商会、平台企业的互动机制，为其参与行业治理和平台治理创造机会空间。

其次，对于新就业群体的参与引导，已在参与广度和深度上取得了较大进展。新就业群体可以直接通过微信群、小程序等载体，即时上报小区治理线索、安全隐患等。不过，虽然参与态势向好，但是总体覆盖率依然偏低。一是因为动员难，新就业群体人员分散、党员基数较少；二是因为抽身难，高流动、高强度、快节奏的平台劳动使其无暇顾及公共事务。对此，如何进一步营造参与氛围，引导更多的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和志愿服务，仍是值得关注的重点问题。既要探讨常态化参与平台的建设，实现对新就业群体的有序动员、精准吸纳与长效支持，也要同步消化、反馈和解决新就业群体发现的各种问题，形成治理闭环。

最后，对于新就业群体的参与激励，已基本建立了相应的支持机制。为了吸引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和志愿服务，各地普遍探索了物质和精神相结合的激励机制，比如荣誉表彰，搭建“小程序—积分累计—积分兑换”的激励链条。但当前的重点任务在于，推动相应机制从有形覆盖转向有效运转，让这套机制畅通起来。以积分制为例，既要真正发挥引导作用，不能让所谓的积分服务或积分超市成为摆设，也要认识到积分制只是工具，目的在于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不可陷入过度精细化的积分统计工作。针对目前大量在微信群随机上报的现象，应探索建立相应的衔接机制，由专门的社区工作人员及时抓取与审核认定，推动问题有效转化，保护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

进一步推动新就业群体与城市的“双向奔赴”，需要处理好三组关系。

一是生存、生活与发展的关系。新就业群体的需求一般呈现出三层结构：生存性需求是底线，指向工资待遇和合法权益保护；生活性需求是基础，涉及日常休息与关爱服务；发展型需求是更高阶的追求，关乎职业发展与社会认同。投身城市治理，属于发展型需求的内容。要不断满足前两种需求，让新就业群体有更大的余力和意愿参与社会治理。

二是个人、家庭与社区的关系。虽然新就业群体的服务管理工作以劳动者个人为出发点，但要以家庭作为进一步的落脚点。他们只有先扮演好劳动者和家庭成员的角色，才能更加理性平和地参与公共事务。在这一意义上，要把个人、家庭与社区三者统筹起来，才能有效地将他们纳入基层治理网络。

三是政府、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政府要做好引路工作，推动实现制度性接纳。企业要恪守算法伦理，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新就业群体的社会融入提供常态化的资源支持。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共享者，为此，我们既要保障其合法权益，做好关爱服务，也要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其全面发展。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就业群体参与公共治理的实现机制研究”（25CSH116）资助]

(责编：李梦苒　签发：张宝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