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点评:新就业形态下的组织联结与社会融入

——南京市新就业群体党建和服务管理工作的实践启示

吴愈晓

伴随平台经济和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先后作出部署,将新就业群体党建、权益保障、关爱凝聚、算法治理和社会融入等纳入更加系统的制度安排。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不仅是改善从业者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民生事项,更关系到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劳动关系治理和基层治理现代化。

从社会学角度看,新就业形态正在改变劳动者与工作组织和城市社会的联结方式。传统就业模式下,劳动者通常依托较为稳定的组织关系形成身份认同、表达利益诉求并获得公共服务。而平台化就业具有流动性强、组织依附弱、工作时间碎片化等特点。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每天频繁穿梭于城市空间、工作于网上云端,深度嵌入城市运行,但在组织归属、权益表达和社会参与方面缺少稳定的联系。如何让这样一个高度流动而又深度嵌入城市运行的群体更好地组织起来,保障其合法权益并促进社会融入,是新就业群体党建和服务管理面对的深层课题。江苏省南京市近年来的探索和实践,为推动新就业群体党建和服务管理工作落地、深化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有益参考。

首先,以党建引领重建组织联结,是南京市实践中最具基础性的一环。两份中央文件都对加强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作出明确部署,强调适应新就业群体特点创新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有形有效。南京市依托“两新”工委、行业党委、街道社区和平台站点,探索站点社区结对、“双站长”、党建工作指导员、流动课堂等做法,把党组织的工作触角延伸到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的日常工作生活轨迹中。江北新区从“找到人”到“凝聚心”,秦淮区、雨花台区把流动党员管理、组织生活与志愿服务结合起来,说明组织覆盖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让组织关系转化为日常可感知的支持,从而增强信任感和归属感。

“组织起来”不仅是把劳动者纳入组织体系,也包括把相关治理主体连接起来。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横跨党建、劳动权益、社会保障、交通运输、市场监管和社区治理等多个领域,仅靠一个部门是难以完成的。南京市由社会工作部门统筹协调,推进行业党委、职能部门、街道社区、群团组织、平台企业和社会组织协同参与,逐步形成条块结合、政企协同的工作格局。其中,平台企业尤为关键。平台既是技术和市场主体,也是劳动组织者和规则制定者。基层治理不能替代平台履责,社区关爱也不能抵消企业应承担的劳动保护责任。鼓楼区通过站点社区结对,把平台企业纳入基层议事协商和服务管理机制。

其次,社会融入不能只靠暖心服务,还要有稳定的合法权益保障。饮水、热饭、充电、义诊、驿站等具体服务举措不可或缺,既回应从业者每天都能感受到的现实需求,也是建立信任的重要入口。但平台劳动者更深层的压力,还来自收入规则、劳动时间、职业伤害、算法控制和诉求表达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中央文件明确提出依法规范用工管理,保障新就业群体劳动报酬和休息权益,加强算法治理,保障其对算法规则的知情权、参与权和选择权。基于此,服务管理不能停留在生活便利层面,还要进入劳动规则和制度保障层面。

南京市在这方面已有一些有价值的探索实践。全市推动网约车平台开展算法和劳动保障集体协商,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机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玄武区则把诉求收集、快速回应嵌入社区和线上服务网络。这些做法推动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保障从出现问题后的个案解决,逐步走向常态化协商和源头治理。对新就业群体而言,真正地融入,首先是能够体面地劳动,对收入、休息和安全形成较为稳定的预期,并在涉及自身切身利益的规则制定和调整中拥有表达渠道。

再次,社会融入也发生在具体的城市空间和日常交往中。对网约配送员而言,小区能不能顺利进入、商场能不能快速取餐、电动车换电是否方便、休息时有没有地方吃饭,看似都是小事,却直接影响劳动效率、收入和对城市的感受。建邺区的配送接力点、“宁新码”、换电网络,以及南京市建设的友好小区、友好商圈、友好楼宇和“宁小蜂”驿站,其价值并不只是增加了若干服务设施,更在于减少流动劳动者与既有城市空间之间的制度摩擦。城市友好,归根到底是要推动物业管理、商业运营、社区服务提质,让公共空间配置更好适配新的劳动方式,使新就业群体在城市中既能“进得去、停得下”,也能更顺畅、更有尊严地工作和生活。

南京市的另一项探索,是推动新就业群体从服务对象转向基层治理的参与者。网约配送员和快递员长期穿行于街巷、小区和楼宇,对城市运行有独特的观察优势。玄武区、秦淮区、雨花台区、江北新区通过鼓励新就业群体担任流动网格员、食品安全监督员、社会观察员以及参与应急救援、志愿服务等方式,把新就业群体职业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资源;江宁区则把技能培训、成长导师、典型激励和参与基层治理连成成长链条。这不只是让新就业群体为社区多做一点事,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公共事务中有表达渠道、有参与途径,也能获得社会认可。当然,参与基层治理不能简单变成给网约配送员、快递员额外派任务,而应坚持自愿、适度原则,并配套合理激励和反馈机制,使参与本身成为增强主体性和归属感的过程。

总体来看,南京市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的实践逻辑,可以概括为从“服务流动劳动者”进一步走向“重建社会联结”。以党建形成组织纽带,以制度保障稳定职业预期,以友好场景减少空间障碍,以公共参与提升主体地位,这些实践共同回应了平台化就业条件下劳动者如何与工作组织、社区和城市社会重新建立稳定联系的问题。下一步,还应进一步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提高权益协商和算法治理的制度化程度,加强对不同类型新就业群体的分类服务,并更加关注他们的技能成长、职业发展和发展机会。只有让组织关怀落实为制度保障,让公共服务更加稳定可及,让公共参与真正提升主体地位,新就业群体才能从城市中的“奔跑者”更充分地成为城市生活的共建者、共享者和基层治理的参与者。

(作者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编:田宇 签发:张宝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