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枫桥经验”对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是我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一项重要方略。“枫桥经验”历经60余年创新与发展，始终保持人民性、参与性、创新性特色，抓源头、建制度、求长效，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大平安”促“新发展”，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可推广与借鉴的典范。

以人为本——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人民性

现代化的根本是人的现代化。人民群众作为现代化的主体，他们的所思、所求、所为决定了现代化的主调与走向。当下，“平安”是人民的最大需求，“发展”是人民的最高期待。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就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从“大平安”建设入手，促进中国社会的新发展。

作为“大平安”建设的经典范例，新时代“枫桥经验”建立了一整套平安联动、平安创建的制度，并实现了四个转向：从重“维稳”转向重“维权”，从重“信访”转向重“信法”，从重“治安”转向重“平安”，从被动应对安全转向主动建构的“积极安全”。“大平安”建设旨在保障在任何风险与危机挑战的情景下，实现五个更加（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稳定、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安康）总目标与六个确保具体目标（确保社会政治稳定、确保治安状况良好、确保经济运行稳健、确保安全生产状况稳定好转、确保社会公共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我们不得不对和平与安全、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作深度反思。首先，和平不等于安全的全部，安全不仅指“没有战争”，还指免于一切风险、危机、灾害及突发事件的秩序状态。其次，发展不等于安全的全部，“发展不科学”甚至“恶性循环式”发展，会带来竭泽而渔、大规模自然灾害等重大难题。为此，“安全在先”、“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成为新的共识。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才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其特殊意义正是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现实可行的实践样本。

以多数人为基——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参与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一基调决定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广泛参与性。“枫桥经验”产生并推广至全国以来，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及自我提升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种特质。参与的广泛性蕴含着创新的丰富性。枫桥人“靠富裕群众减少矛盾，靠组织群众预防矛盾，靠服务群众化解矛盾”，形成了独特的参与式治理经验。在全国各地的社会治理实践中，人民群众更是运用智慧提升认知、化解矛盾、创新经验、刷新格局、共享成效，在提高社会治理质量的同时，通过“说事、议事、主事”实现“自我提升、自我转型”。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到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恰恰是“多数人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基于“枫桥经验”的深化与推广，“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继而涌现出一批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例如，浙江省嘉兴市通过出台“三治融合”的《工作方案》、《实施意见》、《建设规范》，破解基层自治空间缺少、法治观念淡薄、社会道德滑坡问题。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自治为本，提升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和水平；以法治为基，推动现代规则在乡土社会生根发芽；以德治为根全方位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开创“三治融合”山区样本。

基层是一个由众多治理主体聚合性关联的一体化网络，也是承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贯彻党和国家各项政策、落实国家治理基础性工作的责任平台。这需要推动“枫桥经验”由乡村治理向城镇、社区治理延伸，而基层社会治理“三社联动”正是基于“枫桥经验”的又一种创新。

“三治融合”、“三社联动”等一系列创新，改变了基层自治活力不够、基层法治硬度不够、基层德治氛围不够的状况，也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颇有价值且可供推广的参考。

以中国特色为要——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创新性

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本土化中国经验与智慧，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孕育发展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枫桥经验”历经社教运动、社会治安、社会管理、“大平安”建设四个阶段，其内涵的早期概括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新时代概括是“服务不缺位、平安不出事、矛盾不上交”。其内涵提炼与话语变化伴随着“枫桥经验”的三次飞跃：从社会管制的经验，提升为社会管理的经验，再创新和发展为社会治理的经验。

从浙江的实践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开拓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在源头治理上，以党建为统领，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形成“群众提、代表定、政府办、人大评”的工作格局；成立社会风险评估促进会，建立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机制；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创造具有多元、包容、理性、程序化等特点的协商民主新形式；构建一个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组织完善、平台健全、人员齐备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网络。

在多元治理上，以人民为主体，在城乡社区开展平安建设，通过实现无数个城乡社区的“小平安”，促进整个社会的“大平安”；动员社会组织协同平安建设，使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畅通和规范志愿者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助推平安建设；以“老乡管老乡”、“外警协管外来人口”、“两地共管”等方式，创新流动人口参与平安建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导市场力量共建平安建设。

在依法治理上，以公平正义为原则，坚持立法引领，深刻总结基层社会治理多发的矛盾纠纷，在回应民意、多方论证的基础上开展立法和政策制定工作；强化司法保障，优化“一站式”司法服务平台，全面实施“阳光司法”、“阳光执法”；推进民主建设，持续规范基层选举制度；激励全民守法，开展“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等。

在智慧治理上，以共建共治为导向，统筹政府、市场、社会力量，“数智赋能”网格化社会治理，搭建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大平台；打造“信访超市”、“无差别受理窗口”，创新政务服务“最多跑一次”、社会治理领域“最多跑一地”；构建“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依托“浙江解纷码”创新调解方式，打造网上“枫桥经验”；以“平安指数”衡量各地社会治理水平，推进“数字法治、智慧司法”，探索“自治、法治、德治、数治”的“四治融合”新模式。

随着基层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将不断增强。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深化与发展，必定能加速推进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本文系国际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传统安全风险与全球治理”〈项目批准号：24&ZD29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责编：王燕华　签发：王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