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定位、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村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既是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基本环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党建引领不仅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必然选择，更是强化基层政权建设、推动农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当前，农村社会正经历深刻变革，城乡融合发展加速了人口与资源的双向流动，农民主体意识日益觉醒，数字技术深刻重塑治理生态。在此背景下，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需立足全局性、前瞻性视角，系统谋划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
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定位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其效能直接关系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面对城乡结构转型、利益诉求分化、治理场景复杂化等诸多矛盾，党建引领需从顶层设计层面明确其目标定位，将政治引领、资源整合、制度保障有机统一，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模式。
强化政治引领功能。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是乡村治理现代化最根本的政治保障。新时代乡村治理不仅需要解决具体问题，更需要在复杂社会环境中增强党的执政基础。通过完善“乡镇党委―村级党组织―网格党小组”三级组织架构，实现党的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社会组织等新兴领域延伸，形成全域覆盖、上下贯通的治理网络。此外，通过整合村级党组织、村民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等力量，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打破“条块分割”的职能壁垒。
锚定人民中心立场。乡村治理的本质是服务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核心在于实现“农民主体性”与“治理有效性”的统一。党建引领需始终将农民的主体性置于首位，通过制度化渠道构建民意表达、利益协调、矛盾化解的闭环机制。一方面，完善村民议事会、民主恳谈会等议事协商平台，拓宽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另一方面，通过政策引导激发农民内生动力，使其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但需要警惕形式主义倾向，避免将群众参与简化为程序性环节，而应真正将农民诉求融入治理目标设计、政策执行与效果评估的全链条。
统筹治理资源分配。农村资源匮乏与配置低效是制约治理效能提升的突出矛盾。党组织要发挥资源整合优势，通过跨层级、跨部门协同机制，推动政策、资金、技术等要素向基层倾斜。例如，建立县域统筹的资源下沉清单，明确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优先支持方向；通过党建联建机制引导城市优质资源向农村流动，形成城乡互补、协同发展的资源配置格局。同时，需注重培育农村内生资源，挖掘乡土文化价值、激活传统治理智慧，实现外部支持与内部动能的良性互动。
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新时代乡村治理呈现出主体多元化、诉求多样化、技术赋能化的复杂特征。党建引领需突破单一维度思维，立足治理现代化的理论目标，构建“政治―社会―技术”三位一体的理论框架。
以政治逻辑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基层政权建设是党密切联系群众、巩固执政基础的重要载体。党组织通过制度化渠道将农民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实现政治认同的持续强化。具体而言，需在以下层面深化实践：一是通过党员联系户、主题党日等活动强化党群情感纽带，将党的意识形态转化为农民可感知的实践行动；二是通过政策供给满足农民最迫切的民生需求，例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实际成效巩固群众基础；三是通过法治化手段规范治理行为，将党的主张与法律法规相结合，确保治理过程公开透明、治理结果公平正义。
以社会逻辑构建治理共同体的价值纽带。农村社会的“差序格局”与“乡土伦理”为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文化基础。党建引领需注重传统治理资源的现代转化：一方面，通过弘扬孝老爱亲、邻里互助等传统美德，强化农民对集体价值的认同；另一方面，通过现代治理理念引导农民突破宗族、地域等传统关系网络，形成基于公共利益的广泛共识。警惕个体原子化倾向，通过公共空间营造、集体活动组织等方式重建社会联结，培育农民对村庄共同体的归属感与责任感。
以技术逻辑驱动治理现代化的数字转型。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正在重塑乡村治理生态。党组织要主动把握技术变革趋势，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工具嵌入治理流程，构建智慧党建与数字治理协同机制，精准识别农民需求，实现政策供给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构建治理平台，确保村级事务公开透明，增强农民对基层组织的信任；优化公共服务流程，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但需注意的是，技术赋能要与农村实际相结合，避免因过度追求技术先进性而忽视农民的实际使用能力与接受程度。
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需以系统思维谋划制度设计，通过机制创新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持续发展的治理效能。
完善制度供给体系。制度是效能提升的基础保障，构建适应农村特点的治理制度框架，需明确党组织在村级治理中的领导地位，细化其在重大事项决策、资源分配、监督考核中的权责边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赋予农民更多实质性参与权利；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基层干部在治理创新中大胆探索，为改革实践提供制度容错空间。同时，加强制度执行监督，确保治理规则从文本转化为实践。
深化治理能力建设。基层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直接关系治理效能，需从三方面发力：强化政治教育，增强政治素养，筑牢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提升专业能力，强化核心本领，培养复合型治理人才；优化队伍结构，吸引青年人才投身乡村治理，同时注重从返乡创业人员、退役军人等群体中发展党员，培育既懂农村实际又具创新思维的治理队伍。
创新协同治理模式。治理现代化要求突破政府主导的单向思维，构建多方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体系。强化党组织统筹功能，通过党建联席会议、区域化党建平台等机制，联结企业、社会组织、新乡贤等治理资源；培育农村社会组织，通过政策扶持、能力培训等方式激发其参与公共服务的积极性；探索“党建+信用”“党建+公益”等新型模式，将治理目标与农民个体利益有机结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性循环。
（作者郭圣莉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博正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编：金一 签发：王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