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在社区的“国际老娘舅”

随着国际交流的加快，不少外籍人士选择在中国定居。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外籍居民在这里，和中国居民共同生活，通过文化融合、服务融合，持续打造共同的“家”。

被称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浙江省义乌市，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常住外籍人士1.5万人。

义乌市江东街道鸡鸣山社区因居住着来自74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500位外籍人士，而被称为“联合国社区”。

伊朗籍商人哈米就住在这个社区。作为“中国女婿”，哈米还有一个十分接地气又本土化的头衔——“国际老娘舅”。

“在中国，‘老娘舅’被用来称呼有威望、讲公道的年长者，所以我很珍惜这个头衔。”哈米对记者说。

到中国20年，哈米在社区指导下，组建“国际老娘舅”工作室，开展涉外纠纷调解工作。小到邻里矛盾、大到商贸纠纷，通过“以外调外”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哈米广泛组织外籍人士帮助外籍人士，累计协助调解涉外纠纷270余起。

社区为了更充分地调动居民积极性，把“社区事”变成“自家事”，还组织外籍人士组建了“洋打更”服务队和国际志愿者服务队，协助社区开展相关巡查工作和志愿服务活动。

“得益于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带来的新奇感，国际志愿者服务队在礼让斑马线、停车秩序整治等方面工作效率非常高。”鸡鸣山社区党委书记王校校说。

探索“以外管外+以外调外”治理方式的，还有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四季青街道钱运社区。

社区曾遇到一件难事。一名外籍居民将在国外饲养的爱犬带到杭州，但根据国内养犬管理办法，犬只品种属于市区“禁养犬”。社区民警为此多次上门做工作，都没有解决。

社区组建的国际志愿者俱乐部的成员此时发挥了作用。得知这一情况，一位和这名居民同为“老乡”的志愿者，来到家里从拉家常到详细介绍中国相关法律和风俗习惯，劝说“老乡”不要饲养“禁养犬”，最终这名居民配合了犬只管理要求。

钱运社区辖区涵盖外语学校、国际学校、商业综合体等资源，汇聚了700余名外籍居民。社区打破“硬性管控思维模式”，创新居民委员会成员设置，以“专职代表+兼职助理”形式，邀请外籍人士加入社区治理，增强外籍居民的归属感，提升国际化社区建设的“软实力”。同时，加强外籍居民与本地居民的互动，构建社区协商共治机制。

作为四川省成都市最早的国际化社区之一，武侯区火车南站街道桐梓林社区内，同样活跃着一群热情的外籍志愿者，他们在参与社区议事协商等社区治理工作中发挥了作用。

由外籍居民担任的社区居委会主任助理组织辖区外籍人士成立了桐梓林国际志愿者联盟，深度参与社区治理。国际志愿者联盟的志愿者以“安居桐梓林”“乐业桐梓林”等为主题召开社区议事会。2024年至今，先后累计组织近100人次参与议事，重点调研国际化社区建设、外国人来华便利化、桐梓林社区国际化传播力等议题，为社区发展建言献策。

从“老外”到“老乡”，变的不仅是称呼，更是外籍人士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如今，基层治理多方共治正在向更深层次发展。

位于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的古北新区，与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遥相呼应，居住着有来自日本、韩国、美国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

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设立的基层立法联系点，虹桥街道通过设置立法信息员，探索更为开放包容的民主实践。来自菲律宾的王煊熔就是立法信息员之一，也是古北市民议事厅最早的一批议事员。她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街道、居委会共商社区事务，在慈善法等法律的意见征询中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我虽是外国人，但在上海并未感觉自己是外人。”参与中国的国家立法，让和王煊熔一样的外籍人士在深度感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参与者和故事的讲述者。

（本报记者 赵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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