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治理“深一度”，居民幸福“进一步”

“这里每年有上万个标箱从世界各地运过来，我们的任务就是按时把货物送到目的地。以前，出村的路坑坑洼洼，停车也难，现在不仅道路宽敞，还实现了人车分流。跑完单回来，去公园里散散步，去夜市里吃点东西，我开了一辈子车，在这反而有家的感觉了。”住在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锦里村的集装箱卡车司机王万进说。

锦里村是位于海沧港区内的城中村，聚居着1200余名来自五湖四海的集卡司机。在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的基础上，海沧区委社会工作部牵头指导锦里村建立“锦邻议事会”，打造“锦邻驿站”实体服务载体，延伸出“零工驿站”，帮助“卡嫂”们灵活就业，让“异乡客”成为“锦里人”。

锦里村的变化是厦门大力推进城中村现代化治理的生动缩影。在建强城中村党组织的同时，厦门搭建议事协商平台，广泛开展多元协商，将党的组织优势、政治优势转化为城中村现代化治理效能和发展动能，把群众“内心的需求”外化为“看得见的成效”。

作为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城中村大多存在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安全风险隐患大、社会治理能力滞后等情况，容易成为矛盾纠纷、事故案件多发的区域。其治理既是难啃的“硬骨头”，更是要直面的“必答题”。

近年来，多地积极探索，努力提高城中村治理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宁远堡镇高崖子村，村民沈玉桂的户口簿上印着特殊的标识——既有户籍地址，又有现住址，既是农村居民，又能享受城市医保、教育等公共服务。

金川区打破城乡空间分割的破题之举，是甘肃“村居融合”改革试点的有效实践。甘肃紧盯陇原善治目标，着力提升特殊区域的治理精细化水平。聚焦城中村高质量融入城市发展难题，在全省范围内确定6个县（区）和6个村，开展“村居融合”改革试点，积极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治理模式，努力实现以政策创新打破地域差别、以服务均等促进融合发展。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则针对城中村、毗邻区等区域治理难点，出台《党建引领复杂区域治理工作指引》，明确3类共性问题和24类个性问题的治理目标与操作办法；同步制定4份专项操作指南，推动治理从“粗放施策”迈向“量体裁衣”，实现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精准耦合。

为破解治理难题，吴中区推行“试点探路、辐射全域”，选取长桥街道龙西社区李家角城中村、城南街道东湖社区毗邻区等为试点，在各试点区域共确定26个攻坚项目，每个项目逐一明确项目内容、牵头部门、责任单位、项目负责人和完成时限“五要素”，有效推动跨区域公交线路优化、“厂中厂”安全隐患整治等一批实事项目落地。

在城中村治理过程中，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成为破题之笔。

“以前有事不知道找谁，现在党员主动上门，感觉特别暖心。”租住在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青云谱镇石马村的小王感慨道。

青云谱区深入开展党建引领城中村治理专项行动，建立“区委—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四级组织体系，用一张覆盖大街小巷的治理网把党组织、党员中心户紧紧地连在一起，架起了连接千家万户的连心桥。通过“书记领题、党组织解题、党员答题”，不断建强党组织、优化服务、推动发展，让城中村蜕变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

为做好城中村综合治理工作，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以“微改造、精治理、活传承”为原则，探索“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科技赋能”治理体系，实施“活力城村”综合治理。马田街道立足所属的29个城中村不同的人口特点、资源禀赋，提出分批分类施策，围绕人居环境整治、绿化改造提升等重点任务，探索各具特色的城中村良序治理，推动实现“村村有治理、村村有文化、村村有品位”。

科技赋能，同样能够提升城中村治理效能。作为典型的城中村，山西省河津市城区街道城北村面对2万余流动人口带来的管理难题，曾一度束手无策。城北村党支部把科技作为治理的重要抓手，组织专人研发“警网融合”智慧管理平台，实行“一户一档、一户一码”管理模式，让该村的治理效率和平安指数实现“双跃升”。

“以前租客来回换，底数总不清；现在扫码登记，谁住这儿、住多久，数据一目了然。”城北村网格员张凯亚十分感慨。该村同步划分“九大格、十八小格”网格体系，开通便民服务热线，对村民诉求实行分级办理机制：简单事项由网格员联合民警当场办理，复杂问题由村部联动办理，疑难杂症向上对接协办，实现了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持续提升。

（本报记者 刘鸿桥）

(责编：闫涵　签发：张宝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