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工作一定要加强”,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诉求多元分化、治理场景复杂交织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机制创新落实“社会工作一定要加强”的要求,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成为亟待深入研究的时代命题。
理念变革引领机制创新
传统社会管理强调自上而下的管控,而现代社会治理则注重多方主体的协同共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更加重视基层基础工作,充分发挥共建共治共享在基层的作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深刻揭示了加强社会工作的方向所在——不是简单增加人力投入,而是要通过机制创新实现治理逻辑的转型升级。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面临“风险叠加”与“风险迭代”的双重挑战。传统治理难题与新型风险交织,线下治理场景与线上治理需求叠加。在此背景下,社会工作必须树立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的理念。浙江省“最多跑一次”、广东省“粤省事”等创新实践表明,只有从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方式上进行系统性变革,才能真正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以“数智化”驱动协同机制创新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重塑基层社会关系与治理逻辑。然而,技术只是工具,机制才是关键。以科技赋能社会工作,重点在于构建“人机协同”的新型治理机制。
要建立数据驱动的精准治理机制。数字技术的应用“倒逼”治理制度革新,以绩效评价制度为例,群众满意度评价、数据化考核指标和透明化绩效等逐渐取代传统的单一行政考核方式,使制度的运行逻辑更加贴近公共服务价值导向。
要构建跨部门协同的数据流通机制。目前,基层治理中“信息孤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群众反复提交材料、部门之间推诿扯皮等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应建立健全基层治理数据共享制度框架,明确数据权属与责任边界,创新“数据积分”激励机制,实现跨部门协同的数据流通。
要探索预防性治理的智能预警机制。通过大数据平台整合热线、信访、舆情、网格信息,借助人工智能算法提前识别潜在风险,推动治理模式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型。
构建协同参与的制度体系
当前,群众诉求表达渠道虽已初步建立,但实践中仍面临渠道分散、反馈滞后、机制不配套等挑战。因此,要创新多方参与的协同机制,完善制度供给。
健全分类治理与终结机制。针对群众诉求多样化特点,探索建立“分类终结+司法确认”机制,将诉求划分为日常民生问题、复杂积案和非理性重复诉求三类,分别建立快速办结、联席统筹、依法终结的差异化路径。
完善协商参与机制。在街道、社区层面建立常态化协商机制,基层议事规则明确议题进入门槛、参与资格、主持程序、表决方式与异议处理;协商类型区分公共性事务、邻里性事务与专业性事务,匹配不同的主持人与专家智力支持;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议题,设置二次协商或冷静期复议的程序性安排,防止情绪化决策。
创新激励参与机制。基层治理的创新离不开激励机制的深度设计与持续优化。比如,不少地方推出积分制,居民参与社区议事、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服务等事项可获得积分,并作为评优评先的依据。这种正向激励机制有效增强了群众参与的持续性和主动性,为基层治理注入源头活水。
建设“有温度的智慧治理”
“社会工作一定要加强”,蕴含着对“人”的关注、对“温度”的彰显。在加强科技赋能的同时,必须筑牢价值底座,防止“技术冷面”伤及民生温度。
一方面,要建立基层科技伦理审查机制。对人脸识别、信用评分等高风险场景实行技术可行性评估与伦理风险评估的“双评估”,健全伦理投诉举报渠道,确保技术创新不越界、不偏航。
另一方面,要构建分层分类的数字素养培训体系。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开发语音交互、家庭账户关联等功能,深入开展“数字扫盲”行动,弥合数字鸿沟。针对基层干部开展“技术应用+伦理规范”双轨培训,培养既懂技术又通治理的复合型人才,让科技赋能既有智慧更有温度。
“社会工作一定要加强”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人民的期盼。面向未来,社会工作应以机制创新为突破口,推动科技支撑与人文关怀相融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相促进、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衔接,在“善治”与“善智”的互构中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为谱写“中国之治”新篇章夯实基层基础。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责编:金一 签发:张宝珠)